如何理解最低刑责年龄“个别下调”？

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，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“一关了之”，也不能“一放了之”。

即将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草案二次审议稿拟“两条腿走路”，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，经特别程序，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；另一方面，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，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。

14岁以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引发的血案，每每成为舆论关注热点，引发巨大社会争议。支持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民众很多，大家都怀揣着朴素的社会正义感，认为恶魔年龄即便再小，也理应受到法律制裁，不能放纵犯罪行为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刑法学界大家张明楷教授、周光权教授等，均认为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合适的、恰当的，立法面对汹涌的民意时，要保持谨慎。

的确，做坏事的孩子，外表或许成熟，内心却普遍幼稚，远未形成稳定价值观，欠缺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。我们都是从孩子长大的，对小时候的自己，其实也都了然。

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，往往既是社会的危害者，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。因此，未成年人出现了问题，不宜简单采用刑罚处罚，是国际社会的法治共识，符合国际刑法趋势。事实上，欧洲84%以上的国家都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。

民众要求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，除了朴素的刑罚报应论，多少还有一点“法律万能”的思维，似乎只要在刑法上严惩，就能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。殊不知，一百多年来对犯罪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，“十座监狱不如一座学校”。

给被害人保护的同时，不能不考虑施暴者未来的前途与出路，要避免一棍子打死。否则，从社会防卫角度说，过早贴上罪犯标签的孩子，日后更有可能犯更严重的罪，进而给社会制造更多更严重的罪犯。

有句法律格言是，“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事实”，即法律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范，着重考虑普遍事实，而不看重罕见事实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既是法律的无奈，也是立法的务实。

立法注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就像无论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几岁，现实中也一定还会有更低龄的恶性犯罪发生。孩子生病不能吃大人的药，在刑法面前，孩子犯罪也不能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处罚，这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。

此番刑法修正案草案拟“两条腿走路”，一方面经特别程序作个别下调，另一方面完善专门矫治教育，应该如何理解？

个人认为，主要意思是两个层面：其一，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下调，依然是14岁，但不是“一放了之”，要通过刑罚以外手段矫治教育；其二，针对特定情形，可以个案化下调，但只是例外的个别的情形。

显然，最低刑责年龄的“个别下调”，不同于之前舆论多有提及的“恶意补足”，而是一种程序严格的例外安排。这种例外安排，现行刑法中其实也有，比如当年轰动全国的许霆案轻判，依据的就是“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，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”的刑法规定。

最低刑责年龄的“个别下调”究竟要经过怎样的“特别程序”，是不是也要层报最高法核准，暂且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，个别下调的适用程序会非常严格。在既有宽容对待基础上，谨慎新增个别下调，既维护了刑法稳定，也回应了公众期待，当属合适的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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