偷手机判10年的重刑主义很可怕

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议立法，对偷窃手机、捡到手机不还者追究刑事责任。她解释到，现在手机在我们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，手机上有很多功能，特别是很多手机都绑定了银行卡，丢失手机应该无偿退还。“偷手机判10年，捡到不还判5年，这个社会就稳定了。”

作为一个企业家，并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，说出这种略带情绪的话，当然可以理解。但是作为人大代表，在全国两会这样的重要场合，公开发表这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观点，其实是非常欠妥的。因为道理很简单，立法是非常专业的事情，不能仅仅因为主观上的一时痛恨，就随意地去建议立法重罚。

每个人痛恨的东西可能并不一样，董明珠代表认为手机很重要，偷手机的因此很可恨；那么，照此逻辑，他人痛恨之物，是否也该重罚呢？若是如此，几乎所有事情，都该至少重判个好几年才行，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可以废除了，只要一部刑法就能治理天下。

偷手机判10年、捡到手机不还判5年的观点，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多网友支持，这一点都不奇怪；但是，罪刑相适应是最起码的刑法原则。若是偷手机真的可以判10年，捡到手机不还真的可以判5年，那么，盗窃罪、侵占罪都该重新立法，不可能仅仅针对手机这一种财物单独重判。

不仅仅是盗窃罪，比照这个量刑标准，所有10年以下的刑法分则，都因之失去了公平性。以后，起刑就得10年以上，才稍许“合理”。想想看，这难道不可怕吗？更令人忧虑的是，今年两会上，还有很多刑法方面的立法建议，无一例外都是要求重刑。

比如，30名人大代表联名建议，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，降低到12周岁。比如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建议，应该比照金融诈骗罪处理欺诈发行罪，把最高五年刑期改成无期。再比如，全国人大代表阎志建议，将拐卖儿童罪最低刑期由5年调整为10年。

应该承认，这些建议都是从良善初衷出发，很多还受到了个案影响。但从刑法全局考虑，却未必那么合理。比如欺诈发行，如果构成其他犯罪，属于想象竞合的情形，完全可以其他重罪处罚。再比如拐卖儿童，最高可以判死刑，偷盗儿童等情形也都是十年以上。至于未成年人犯罪，降低年龄也未必就是最佳选择，可能只看到一面，没有看到更多面。

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要警惕那种商鞅式的重刑主义抬头。轻罪重刑是古代社会刑罚思想的特色，绝不该是现代法治国家的特色。虽然中国古代社会重刑主义源远流长，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，但我们一定要清醒看清其“法制糟粕”的本质。这头巨兽一旦放出牢笼，危害可能不受控制，不要以为偷手机判10年是小事，流氓罪判死刑不也没多久吗？

若是任何事情只需重判就能简单解决，刑法也许只需一律死刑即可。但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法律是个相当专业而且严肃的事情，义愤的归义愤，理性归理性，刑罚轻重，应与犯罪的罪质、犯罪情节、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。愤怒情绪裹挟下的重刑主义，理当警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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